假如对陈繁昌的简历稍加留意，就会发现，他64岁的人生，与“科学”和“科技”密不可分。
首先他是个科学家，拥有加州理工大学理学硕士学位，并取得斯坦福大学计算机科学博士学位。他在耶鲁等高校教书，当选美国国家工程学院院士。他发明的用于图像显影的数学公式获引用7000多次，是世界上科研成果最常被引用的数学家之一。
2009年，他回到香港，出任香港科技大学（以下简称科技大学）校长，在这所始建于1991年的年轻的研究型大学里，他用科学家和教育家的身份，努力为香港和世界各地培养更多的科技人才和创新人才。
在他的新书《校长视野》中，他把1/4章节留给了“科技与创新”，而整本书的相关内容更是超过一半以上。这位旅居美国40多年的香港人在接受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专访时说，自己从来没有给未来设定过具体目标，而是跟随着兴趣走到了今天。这位经常告诉学生们要多学多试、不要给未来设限的校长，非常确定一件事——科技创新才是香港的未来。
冲出阿公岩的科学家
陈繁昌的童年记忆，停留在香港阿公岩一间老旧木屋里。它位于石矿场口。每天矿场会爆石两次，有时石头会飞过屋顶。
他父亲是村里唯一的大学生，母亲曾在内地教书，所以对他的学业很重视。幼年时陈繁昌总能跻身全班前十名。中学会考过后，他申请名校皇仁书院被拒，于是返回原校升读。
开学两个星期后，一位已经升读皇仁预科的同学给他打电话，说班级里多了个空位，鼓励他再试一次。已经被拒绝过一次的他本想作罢，母亲则鼓励他：“为什么不去试试？反正又不会有什么损失。”他鼓起勇气再试一次，结果被校长当场录取。
当年在皇仁一起读书的校友中，包括香港中文大学副校长霍泰辉教授、科大电机及电子工程学系教授郭成海和皇仁校长李家鸿。
他在书中回忆此事时写道：“现在回看，人生其实机遇处处，最重要是我们要懂得把握。虽然尝试未必成功，但不去尝试就注定失败。”在皇仁两年的预科生活中，陈繁昌从一本科学杂志上认识到美国加州理工大学（Caltech），这也是他偶像物理学家费曼的母校。于是高考放榜后，他放弃令人艳羡的港大医学院，只身飞到Caltech读物理。
在读书过程中，他意识到自己即使在考试中总能拿高分，但并没有费曼一样能够自制公式的思维，不是物理学家的材料。于是他决定忠于科研梦，在毕业后修读了加州理工大学的飞机工程硕士，并取得斯坦福计算机科学博士。当时计算机行业刚发展起来，很多人认为，过几年电脑就会消失。但当时的陈繁昌就相信，这是最先进的技术，一定会影响人类的未来。
时至今日，电脑已经成为人类生活的一部分。在一次家庭旅行中，陈繁昌的女儿问他，在没有电脑的日子里，你们是如何安排行程的？
“没有人知道未来需要什么，我们要做的是不断探索。”陈繁昌也把这作为科技大学的使命——看到5年、10年后人类需要什么，去寻找未来需要什么。
正如香港科技大学副校长、太平绅士翁以登开玩笑举的一个例子：如果说做理工的人是要研究如何把勺子弄得更好，科技大学就要研究以后怎么喝汤不用勺子。
香港年轻人需要榜样
高中起就以大物理学家费曼为榜样的陈繁昌发现，用来激励香港年轻人的本地榜样还不够。
以香港科技大学为例，在校友中，最接近同学们的可能是大疆创新（DJI）的创始人汪滔，他也是《福布斯中国》选出的“十大中国创新人物”之一。香港官燕栈国际有限公司旗下著名品牌“楼上”的创始人朱志明也是香港科技大学毕业生。陈繁昌在参观燕窝制造过程中感到十分震撼，透明的玻璃墙里面，精密仪器轻易完成燕窝的制作和保鲜，像一个巨大的实验室。
但陈繁昌坦言，香港年轻人还需要更多榜样，尤其是像乔布斯、马云、马化腾一样的榜样。
翁以登也有同感。虽然创业不可能都成功，但从一开始就追求舒适，例如去银行工作成为年轻人的主流，这显然是有问题的。
陈繁昌说，在李嘉诚、李兆基的年代，他们没有读过大学，唯一的出路是自己闯。但现在，几乎每个人都有学历，有很多途径可以过上舒适的生活，可能反而限制了年轻人的创造力。他说，政府应该为年轻人提供机会，发挥他们的才能。
陈繁昌回忆起读书的日子，他和同学们谈的多是目标，不是赚钱，是如何改变世界、成为领袖。因此，他现在常常和科技大学的同学说：“别让别人小觑你年轻，别做追随者，要做就做领袖。”
榜样的作用让年轻人有所期待，但梦想总会被现实牵绊，尤其是在香港——一个中国传统思想和先进现代思潮纠缠和碰撞的小岛上。
“香港学生普遍受中国传统思想影响，天生怕输。认为读不到大学，或毕业后找不到一份好工作就会令家人蒙羞，造成压力。”陈繁昌在书中写道。他认为，这直接影响了香港学生的创造力。这一代学生不仅不比几十年前的逊色，更多了创业和出国工作的机会，应该好好发挥潜质。但在重视成绩的教育制度下，学生少发问，只顾操练，求学是为了赚大钱，没有认真发掘自己的兴趣。
一个香港女孩的一句话，让陈繁昌久久不能平静。28岁的指挥家陈以琳在世界著名的伦敦交响乐团主办的唐娜泰拉·弗里克指挥大赛中击败全球225位年轻指挥家夺冠，并在伦敦交响乐团担任助理指挥，成为该乐团自1904年成立以来首位获得此殊荣的女性。成功如她，却在接受采访时直言：“追梦在香港是一件奢侈的事。”
这让陈繁昌震撼。作为教育工作者，他自问，教育是否真的能让年轻人找到自己的志向、发挥所长？陈繁昌认为，香港传统文化不可能短时间得到彻底改变，让学生对创新、创业产生兴趣，最直接的途径还是树立榜样。
在美国生活多年的陈繁昌不熟悉谢霆锋。谢霆锋30岁之后创立的后期制作公司涵盖不少科技领域，不久前被成功收购。在陈繁昌看来，虽然谢霆锋的创业没有马云那么厉害，却可以作为香港年轻人创业的榜样。
让更多科技大学人成为香港人的榜样也是陈繁昌作为校长的愿景之一——在2011年，科技大学同学统筹的一个分享会上，陈繁昌想象了科技大学20年后的未来，并给出了10个愿望。其中之一就是科技大学毕业生可以发明如苹果产品一样深受世界各地争相追捧的产品，成为世界级的企业家。
他还希望科技大学毕业生和教授能够成为诺贝尔奖得主。当然，对于这所25岁的学校，毕业生获得诺贝尔奖，也许还言之尚早。
悲观的乐观派
单从一次次公开场合陈繁昌的亮相看，也许不少人都会把他定义为一个乐观的人。
他几乎一直眯着眼笑着同人交谈，在从年轻到现在的照片里，露八颗牙似乎是标配，开心的时候会露出更多洁白的牙齿，交谈过程中不时发出笑声。他的标志性笑容在2013-2015年间恐怕少了许多。这是因为他一直呼吁与敦促的创新与科技局迟迟不能落地。
2009年回港出任科技大学校长时，陈繁昌发现相关科技部门在政府架构内处于不显眼的位置，这让他觉得“匪夷所思”。在一般发达地区，政府都会成立高层次的部门负责制定科技发展政策，计划资源分配，与各国和地区缔造合作关系。而国际都会香港，却缺少这样的部门。
有反对声音指，香港只有不到800万人口，人力资源和能力都难与科技强国匹敌。陈繁昌在各种场合为创新与科技局的重要作用振臂疾呼。在香港媒体为他开设的专栏里，他详细地解释这一机构的重要意义。陈繁昌说，全球面对迫切的挑战，如能源、可持续发展、食物安全、金融市场的规管和国防等，都离不开创新和高端科技。成立创新与科技局，更大意义是展示政府对发展高新科技的决心与远见。
然而，一讨论就是3年，陈繁昌越来越焦急。他甚至用到“纸上谈兵”“望尘莫及”等消极词语。陈繁昌的焦急源于香港以外的地方的科技发展。中国内地已经明确勾画出未来的科技发展蓝图，积极推动科技创新和体制机制创新，以“中国制造2025”为核心，高速推动工业化和信息化，使中国制造业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国家对科研的投入也占GDP超过2%。
而拥有700万人口的以色列在OECD报告中，全球教育水平位列第二，科学论文出版数量排名全球第四，拥有全球最多的新兴企业及最多在美国纳斯达克上市的公司。
诺贝尔化学奖得主以色列的DanShechtman告诉陈繁昌，以色列所有主要政府部门都设有总科学家办公室。政府也会一对一配对投资资金，签署跨国合作协议，引进资金，大力辅助当地新兴企业和创新科研。
即使是超级大国美国，也居安思危，保持警惕。
陈繁昌在担任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助理署长时，每年负责审批近百亿港元的科研经费。他发现，在2010年出版的一份报告中，美国在创新科技的发展情况及与其他国家的差距被毫不留情地列举出来。
而陈繁昌将该报告的香港版在脑海中过了一遍，他认为，香港地区至少有以下不足：上世纪80年代，香港的GDP占中国整体的12%，今天只占全国的3%；香港投资在研发的经费只占GDP不足0.8%，这一数字在中国是2%；亚洲四小龙中，只有香港政府没有设立专责制定科技创新发展策略的高级机构。
有心不怕迟
《有心唔怕迟》，这是陈繁昌得知创新及科技局终于获批建立后，所写专栏文章的标题。对初生的创新科技局，他“寄望甚殷”。
这首先源于一名国际一流科学家对家乡的判断，和一名研究性大学校长对学校的自信。香港科技大学在研究性大学里排名全球28，在2015年的全世界雇主排名中位列14。陈繁昌说，短短25年能取得这样的成绩，一方面因为学校历史短，可以保证把全世界最优秀的人吸引于此；另一方面因为定位准确，本科教育只有理、工、商三个学科。
如何为年轻人提供创业教育？香港科技大学在学校里推行创业课程，学生可以选择辅修或攻读双学位，并通过研讨会等方式请企业家为学生讲课。
同时，香港科技大学每年组织一次创业大赛，奖金池100万元，头奖30万元。旨在鼓励学生创新创业。大疆创新的创始人汪滔便参加了首届大赛，但未能脱颖而出。陈繁昌说，这更说明了比赛成绩不是重点，而是为了推动尝试的文化，在学界和民间注入创新的元素。
香港科技大学也凭借美式学科设置和录取模式，吸引科技创新有志之才加入学校。2012年科技大学破格录取16岁的Victor入读物理系。此前，公开考试未达标的陈易希也被录取，如今他已经创立自己的科技公司，更获香港政府邀请加入创新科技委员会。
为吸引企业与学校展开更深、更全面的合作，科技大学校董会已经批准盖一座新大楼——创新科技大楼，将会为企业、学生和研究公司提供更便利的场所。而作为创新科技局顾问的陈繁昌，考虑更多的，是如何在中国大力推动科技创新的大背景下，让香港乘上东风。
《2016年施政报告》中，香港政府拨款47亿港币投放于创新科技。包括20亿成立创科创投基金，以配对形式与风险投资基金共同投资本地初创企业。
陈繁昌认为，香港推动科创初见风气。在一国两制下，香港拥有地域优势，应该利用本身具有国际化环境、一流大学、优良交通网络、完善法制、知识产权保护和低税制等优势，扶持有志之士，为香港前途打造另外一番图景。事实上，很多大型中国企业已经在香港成立科研基地。除了华为之外，中国最大的基因组研究中心在2010年成立专门研究基因组的研发中心，联想也于2015年与数码港达成合作，建立亚太区首个云端服务及产品研发中心。
陈繁昌的父亲从事机械工程，曾建议他报读理工学院的染料工程，因为当时纺织业蓬勃发展，毕业后不愁出路。时移世易，20年后香港纺织业纷纷北移，当年炙手可热的职业，如今已被淘汰。
“科技发展一日千里，没有行业可以历久不衰。不进则退。”陈繁昌在《有心唔怕迟》里，严肃提醒。
